如果一个才活二十几岁光景的青年，忽然有人上门说：哥们，我要给你立史！这青年会彷徨还是恼怒？
从中国官方话语系统出现“商品”、“市场”词汇，容忍或部分纵容人们有此意识——而人们脑袋里同时揣着把“投机倒把”的滚烫尿壶——开始，中国营销作为一种生命机体，满打满算也才二十几年光景。
给中国营销写史，中国营销什么态度？
成长史？当然。举凡人类，无论伯夷叔齐，还是贩夫走卒，皆生产于忙乱的血泊和呻吟中。中国营销呢？我的理解是，“他”产于对钞票的痉挛般的渴望和对滚烫尿壶随时不确定性倾倒的恐慌中。
中国营销的性别当然是“他”。男根的、向外扩张的、贪多求快的、有“机关枪”崇拜情结的。你知道，“他”在几岁时就喜欢与同伙比赛谁尿得高。
但中国营销到底是怎样催生的？民间传言，如果世无男丁，妇女同志敞双腿，迎南风，依然可以繁衍后代。那么，中国营销因何风而受孕？
梦。
大多的历史桥段说，女人梦龙蛇入怀，天上瑞云缭绕，伴有异香入室，一定生出英雄。
80多年前，共产党给穷苦人的梦是：打土豪，分田地。于是，为了田地，为了老婆孩子热炕头，打土豪，斗地主，赶走“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家，顺便改造民族资本。热热闹闹，风生水起。很遗憾，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伺机转型的战略思想，没有敌人就要创造敌人来战斗的癫狂精神，把穷苦人的梦挤如落叶凋零。
有文章分析有大梦者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综其一生，幸福指数为零。盖其“武器的革命”成功前幸福指数为负数，革命成功后指数为正，且刻度相当高企，奈何再遭“文化的革命”，幸福指数又严重冰冻，如此“负—正—负”模式，最终竟得零和结局。
这当然只是说法之一。
真实的情况是，无论环境如何苛严，——即使说梦话有可能治罪，但朴素的、基于物质改善愿望而做的梦，本来就不是飘在空中的，所以，也不会摔痛在地上。
譬如，解放台湾一直是大陆政治家们的宿愿。老百姓则想得简单：解放台湾，吃糖就不用拿一个月只限买二两的糖票了，而是拿勺舀着吃！
再譬如，在小崔主导的《我的长征》中，有个细节让现代人感慨不已。大概是红军攻取遵义城之后，也赶走了附近一座发电厂的守军。当红军士兵长期被煤油灯和松明熏染的眼睛，被发电厂明晃晃的电灯照得睁不开时，他们没有因为“仇富”而毁灭这些供资本家和大官僚们享受的物质，相反，他们心里被激发出我们也要用这样的“光明”照亮生活的想法。
梦如果是内因，风毫不含糊就是外因。
风从西来。
1978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谷牧曾率一个经济代表团出访欧洲，考察经济建设情况。在听了谷牧的访问汇报后，邓小平讲了三点：一、引进这件事要做；二、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要尽快争取时间。
果然很快！1979年2月，国务院发布38号文件，提出在若干年内把深圳建设成为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境城市。
1979年底，中国代表团赴日本，签订了第一份贷款协议，中国接受日本政府500亿日元贷款（按当时汇率约合3.3亿元人民币，2.2亿美元）。一个事实是，此前的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
这一年，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为推进改革开放、引进外资而制定的三资企业法。
与此同时，1979年刮的一次台风让中英街成为“购物天堂”。当时，迅速涌来的海潮把中英街上一些店铺的货物给淹了，这些店主便把这些货洗干净后摆在外面边晒边卖。当时由于内地货物奇缺，这些“水货”居然一下子卖光了。后来店主又进了很多货来卖，其他的商人也闻讯云集于此，中英街迅速兴旺起来。最高峰的时候，在如此小的一条街上，一天内涌入的游客超过10万人次，人们只能侧着身子才能移动，挤到一家店铺前就大声喊：“给我一个，给我一个！”仿佛不要钱似的。
现在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描述说：在1979年之前，中国百姓千百年来沉积的关于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是卵子，而西方社会极度繁荣的物质生活和创造繁荣物质生活的卓越能力成为精虫，内部改革、不断排除干扰、建章立制使中国商业有了一副强劲的好胃口，外来资本的相继涌入则给中国商业带来米汤之外的奶粉。
不难看出，先有商业，后有营销。
道理很简单：对于极度饥饿的中国经济来说，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半遮半掩提法都一直到1984年提出，更何况更微观概念下的中国企业营销！
对营销本质而言，一个不需要“营”就可以“销”的时代，一个需求太旺盛，种一根稻草也可以变黄金的时代，“营销”是站不住脚的。
营销不是农妇从“鸡屁股银行”抠出来的交易，营销也不是傻大胆们闭着眼睛都可以干的勾当；营销也决不会指望批条经济下孽生的掮客和官宦子弟自觉担当使命；营销更不是靠走私繁荣、以原罪累积光荣的那一批企业愿意探索的课题。
所以，中国商业史从1979年算起，这是一个可以无争的命题。但中国营销的诞生一定要比商业史开篇滞后好多年，非要从1979年算中国营销的成长史，我只能说那是中国伪营销史。
而且，在我看来，任何让人觉得有记忆必要的历史，一定会从某个有突变性情节、引起矛盾冲突的节点开始。譬如，人类历史从直立行走开始，中国历史从仓颉造字开始，中国商业史从开辟特区做贸易出口开始，而中国营销史的鸿蒙初辟，从哪个节点开始呢？
单纯从“有意识”将营销作为一种策略行为来考量，我以为，以傻子瓜子公司1986年在全国率先搞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3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这个事件当作节点会比较合理。此前像李晓华到广州倒腾电子表的行为，则既太个体，也算不上因“营”而销。
——即便是这样，“营销”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并不见容于当时坚冰渐融的环境，在傻子瓜子的有奖销售进行半年不到的时间，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的销售计划因此大乱，公司血本无归。特别滑稽的是，1987年，年广久因经济问题立案调查，但最后把他关进牢房的罪名竟然是流氓罪。可见，营销在中国土地的最初成长，不仅被社会目为太招摇、太怪异，而且总有一丝挥之不去的不正经、流氓行为的阴影。
而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证明，1984年崛起的那批企业，如海尔、万科、联想、长城，才是真正代表中国商业崛起的标杆。但在1986年傻子瓜子主动搞有奖销售时，这些标杆企业都还处在攒产品，打时间差赚商品差价，海尔稍微苦一点，等张瑞敏挥动大锤砸冰箱，并严令不准工人在车间撒尿之后，卖一台冰箱，光转手一张批条就可以赚上800～1000块的事，多的是。
以我较有资格评判的科龙电器来说，直到1998年，因改革之名，各部门被认定素质有问题的人的直接出路是发往营销部门，说明当时“营销”的地位不过是收容所，还远未受人尊崇。
回过头来说，老船有志于写中国营销史是一个相当大胆、让人尊敬的想法，但他如果以王府井百货的张秉贵“一抓准”和“一口清”作为中国营销史的发轫，我以为相当可疑。其一，张秉贵本人练成如此“神准”功力，得益于他长达20多年的卖糖果经历，是个体现象。其二，与杆秤和算盘等“科学”工具相比，张秉贵的“神准”有效率，但有违主流。一句话，张秉贵可以让顾客喜欢他、尊敬他，但这种喜欢和尊敬不会嫁接到王府井百货店身上。
